記住我們對你們寄予的厚望，就算你們覺得它們不可能實現，也要記住，它們至關重要，是你們人生的北極星，會指引你們到達對自己和世界都有意義的彼岸。你們生活的意義要由你們自己創造。
這所備受尊崇的學校歷來好學求知，所以你們期待我的演講能傳授永恆的智慧。我站在這個講壇上，穿得像個清教徒牧師——這身打扮也許會把很多我的前任嚇壞，還可能會讓其中一些人重新投身於消滅女巫的事業中去，讓英克利斯和考特恩父子出現在如今的“泡沫派對”上。但現在，我在台上，你們在底下，這是一個屬於真理、追求真理的時刻。
你們已經求學四年，而我當校長還不到一年；你們認識三任校長，我只認識一個班的大四學生。所以，智慧從何談起呢？也許你們才是應該傳授智慧的人。或許我們可以互換一下角色，用哈佛法學院教授們隨機點名提問的方式，讓我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回答你們的問題。讓我們把這個畢業典禮想像成一個問答式環節，你們是提問者。 “福斯特校長，生活的意義是什麼？我們在哈佛苦讀四年是為了什麼？福斯特校長，從你四十年前大學畢業到現在，你肯定學到了不少東西吧？”（四十年了。我可以大聲承認這個時間，因為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——當然包括我獲得布爾茅爾學位的年份——現在好像都能公開查到。但請注意，當時我在班裡還算歲數小的。）
可以這麼說，在過去的一年裡，你們一直在提出問題讓我回答，只不過你們把提問範圍限定得比較小。我也一直在思考應該怎樣回答，還有你們提問的動機，這是我更感興趣的。
其實，從我與校委會見面時起，就一直被問到這些問題，當時是2007年冬天，我的任命才宣布不久。此後日漸頻繁，我在柯克蘭樓吃午飯，我在萊弗里特樓吃晚飯，在我專門會見學生的工作時段，甚至我在國外遇見畢業生的時候，都會被問到這些問題。你們問我的第一件事不是問課程，不是教師輔導，不是教師的聯繫方式，也不是學生學習生活的空間。實際上，甚至不是酒精限制政策。你們反復問我的是：“為什麼我們很多人都去了華爾街？為什麼我們哈佛畢業生中，有那麼多人進入金融、諮詢行業和投資銀行？”
要思考並回答這個問題，有很多方式。比如威利-薩頓式的。當他被問及為什麼要搶銀行時，他回答：“因為那兒有錢。”你們中很多人都在經濟學課上見過克勞迪婭-戈爾丁和拉里-卡茨兩位教授，根據他們從70年代以來對學生擇業的研究，得出的結論大同小異。他們發現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金融行業有極高的金錢回報，還是有很多學生選擇了其它工作。
確實如此，你們中有37個人已經和“為美國而教”簽約；有一個會去跳探戈，去阿根廷研究舞蹈療法；還有一個將投身於肯尼亞的農業發展；一個拿了數學榮譽學位的人要去研究詩歌；另一個要去美國空軍受訓當飛行員；還有一個要與乳癌作鬥爭。你們中有很多人會去讀法律、醫學、或其他研究生。但是，絕大多數人選擇了金融和諮詢，這與戈爾丁和卡茨的調查結果不謀而合。 《克里姆森報》對去年的畢業班作了調查，結果表明，參加工作的人中，58%的男生和43％的女生做出了上述選擇。雖然今年經濟不景氣，這個數字還是達到了39%。
高額的薪水、幾乎難以拒絕的招聘方、能與朋友一起在紐約工作、享受生活，以及有趣的工作——有很多種理由可以解釋這些選擇。你們中的一些人本來就決定過這樣子的生活，至少在一兩年之內是這樣。另一些人則認為先要利己才能利人。但是，你們還是問我，為什麼要走這條路。
在某種程度上，我覺得自己更關心的是你們為什麼問這些問題，而不是給出答案。如果戈爾丁和卡茨教授的結論是正確的；如果金融行業的確就是“理性的選擇”，那麼你們為什麼還是不停地問我這個問題呢？為什麼這個看似理性的選擇，會讓你們許多人覺得難以理解、不盡合理，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出於被迫或必須，而非自願呢？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困擾你們這麼多人呢？
我認為，你們問我的其實是生活的意義，只不過你們提出的問題是經過偽裝的——提問角度是高級職業選擇中可觀察、可度量的現象，而不是抽象的、難以理解的、令人尷尬的形而上學範疇。 “生活的意義”——是個大大的問題——又是老生常談——把它看成蒙提派森的某部電影的諷刺標題或者某一集《辛普森一家》的主題就容易回答，但是當作蘊含嚴肅意義的話題就把問題複雜化了。
但是，暫時拋開我們哈佛人自以為是的圓滑、沉著和無懈可擊，試著探尋一下你們問題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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